人们常称呼钱学森、王大珩等老一辈科学家为“大科学家”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。在学术界，他们还有一个更专业的称谓——战略科学家。
前段时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“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”，要求“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”。
一、
什么是战略科学家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不妨从一个故事讲起。
2009年底，一位科学家冒着大雪从英国剑桥飞回中国。当时，国内“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”刚启动，作为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，他立即被委以重任，开启深地探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。
地球物理学是介于物理学、化学和地质学之间的交叉学科，深地探测又涉及舰船、汽车、计算机、新材料等诸多技术。周期长、环节多、领域广，科研攻关难度可见一斑。怎样合理调配各方资源，让有限的投入发挥最大效用？
这位科学家当上了“舵手”。他跳出学科的门户之见，站在国家层面思考问题，撬动一切资源赶超国际先进脚步。在他的协调指挥下，全国各地1600多名科学家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，朝着相同目标一起努力。受到他的感召，一大批海外科研专家也纷纷回国加入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。
曾有记者问：中国深地探测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差距？他回答：人家是“导弹部队”，我们是“小米加步枪”，其中一些“步枪”还是通过进口获得，高精尖的装备被别人禁运。
在他的带领下，中国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“用5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程”，中国正式进入“深地时代”。有外媒评价称：他的回国，让某国整个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。
他就是黄大年，被称作“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”。
二、
如今，像地球物理学一样，许多科研领域呈现出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势头。无论是科学家队伍的组织还是科研项目的管理，都呈现新特点、面临新挑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谁能在科研战场上指挥不同兵种的大作战？显然非战略科学家莫属。
在日前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这样定义“战略科学家”：具有深厚科学素养，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，视野开阔，前瞻性判断力、跨学科理解能力、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。
可见，战略科学家首先是科学家，是在科研战场上一步步打拼出来的佼佼者。但与一般科学家不同，他们既能深入专业探幽微，又能把握国家战略需求，而且善于组织大规模科研攻关。因此，战略科学家把得住方向、做得了科研、带得了队伍，是科学家里的“帅才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战略科学家是坚定的爱国者。比如，邓稼先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”；黄大年在毕业留念册上写道：“振兴中华，乃我辈之责！”这正应了那句话：科学无国界，但科学家有祖国。
纵观钱学森、朱光亚、李四光等著名的战略科学家，都是在关键领域科技创新面临重大挑战时，既能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也能前瞻布局科技创新体系的领军人物。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战略科学家是一种角色，并非特指具体的个人，要更多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来把握这一概念。
三、
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这句话，放在科研领域同样适用。
目前来看，中国科研队伍数量庞大，但有专家缺大师，战略科学家远远不够。对此，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，要坚持长远眼光，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，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。
对于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，习近平特别提到“坚持实践标准”。的确，正确决策的制定往往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之上。作为战略科学家，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，而要下现场、搞调查，解决实际问题。
怎样让更多战略科学家“冒”出来呢？石谦认为，不仅要在已有高端人才里选拔，还要将培育战略科学家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人才身上，支持更多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、当主角。
研究表明，30—40岁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期和创新能力的激发期，是战略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阶段。石谦说，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大多在“黄金年龄”就在重要岗位担任职务。比如，邓稼先35岁参加主持研制原子弹的任务，王大珩37岁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并担任馆长。
欲治兵者，必先选将。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。例如，能否冲破条条框框，拓宽人才发现识别途径？怎样让科技人才广泛参与到科技战略决策中？如何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潜心研究的社会环境？等等。
这些都涉及整体的科研体制改革。把体制机制理顺了，越来越多的战略科学家才会从科学家群体中脱颖而出。